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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遺址范圍上，可以見到有八十余件的單石分布其中，大部份是被豎立於地表，亦有部份被「拔起」堆疊於一旁，故無法確認所有單石之原始脈絡；而不同於其它巨石遺址的部份，在此處發現的單石皆為有肩單石，不見其它如有槽單石、石輪、巖棺等相關巨石遺留，且單就有肩單石而言，石材的選用與制作方式似乎也此其它地區不同。(陳仲玉等1986:35-36)

　　1985年富世遺址經首次發掘，共開了八個探坑，除了單石的發現外，在第一號大探方中出土了二座石板棺，第二號大探方中亦出土了石板棺，還有火塘、石墻基等結構遺留，然而研究者認為目前尚無法直接連接石板棺與單石間的現象關系，然應該是同時承接了麒麟文化與卑南文化的混合相。(同上引:37-44)不過，有研究者認為此遺址應該包含二個不同的文化性質，一是十三行文化普洛灣類型，年代約距今1000-300年前，二則是麒麟文化與卑南文化的混合相，但年代無法明確判斷(劉益昌等2004:1511-FS)。

　　在出土物方面，除了前述的單石、石板棺結構遺留外，主要就是陶片，有印紋陶與夾砂素面陶等，而從墓葬的大小來看，當時的埋葬姿勢可能是橫臥側身軀肢；并且由於遺址位置與出土印紋陶的關系，研究者認為當時的人群可能是平埔族凱達格蘭或噶瑪蘭的祖先之一。(陳仲玉等1986:32-44)

參考資料

王天送1992〈花蓮縣史前文化遺址簡介〉，《臺灣文獻》43(3):261-273陳仲玉、邱敏勇、楊淑玲(陳仲玉等1986)1986《太魯閣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調查》。內政部營建署委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黃士強、臧振華、陳仲玉、劉益昌(黃士強等1983)1983《臺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第一期研究報告》。中國民族學會專案研究叢刊(二)劉益昌、陳仲玉、陳光祖(劉益昌等2004)2004《臺閩地區考古遺址：宜蘭縣、花蓮縣》。內政部委托，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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