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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遺址於1988年後有多位學者進行調查(黃士強等1989；邱敏勇1990；陳有貝1991；王天送1992；連照美、宋文薰等1992；黃士強等1993；劉益昌等2004)，直到1993年因為省道臺11線拓寬工程之環境影響評估的進行，開始有考古試掘與之後搶救發掘之工作(劉益昌等2004:1506-TK-3)。

　　1996年因臺11線公路拓寬工程施工進行試掘工作，雖然發掘范圍有限，但仍出土石板棺、兩座甕棺、兩道礫石結構與豐富文化層，石器方面以生業工具為主，包含有打制石斧、錛鑿形器、矛鏃形器、石片器、網墜、石杵等，另外還有石槌、石材、廢料等與制作石器有關的工具以及裝飾品等，出土陶片則被研究者分為五大類：大坌坑式繩紋陶片、類大坌坑式繩紋陶片、大坑式繩紋陶片、夾細砂且可能施紅彩的素面陶片、夾粗砂陶片等(葉美珍2001:74-83)。

　　發掘出土一些較重要的資料，研究者認為遺址出土之繩紋陶片代表著東部繩紋陶文化之關鍵性轉化，可知大坌坑文化陶器傳入東部約是在大坑繩紋陶盛行期；在墓葬資料方面，石板棺側板的拼排方式與多數發現於東部之石板棺不同，為「北板抵住東板，西板抵住北板，南板抵住西板，東板抵住南板，呈逆時鐘拼排方式」，甕棺的出土則被視為是花崗山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大坑遺址出土之兩座甕棺皆被研究者視為是花崗山第一式甕棺，「以帶折肩及圈足之大陶罐為葬具，陶罐肩部以上至口緣部份於作為葬具之時被打掉，以使能裝納人體，符合甕器之精神，裝納人體後蓋上天然礫石一至二個，推測在蓋石之下，人體之上可能有一層有機物質如麻布類先作覆蓋。甕棺底部帶直徑約5公分之穿。」配合上兩道礫石結構，推測其中一個可能為大坑繩紋陶盛行時期之村落界墻，另一則為花崗山文化時期之村落界墻，石板棺與甕棺皆埋藏於花崗山文化時期村落界墻之內，但由二者之深度推測石板棺埋入的時間應該晚於甕棺(同上引:81-85)。

　　年代方面并未有絕對年代資料，但由出土陶片的類型推測此遺址應有不同時期的人在此活動過，時間涵蓋繩紋陶期至素面紅陶期，此時間范圍內，東部主要存在有卑南文化與麒麟文化等，故其間之關系仍值得進一步研究。

參考資料

王天送 1992〈花蓮縣史前文化遺址簡介〉，《臺灣文獻》43(3):261-273邱敏勇1990〈花蓮縣壽豐鄉嶺頂、大坑、鹽寮史前遺址調查簡報〉，《田野考古》1(1):51-66連照美、宋文薰、李坤修、李明欣、趙金勇、市原常夫、馮淑芬、李德仁、陳韻安、黃信凱(連照美、宋文薰等1992)1992《臺灣地區史前遺址資料檔(一)：臺灣地區史前考古資料調查研究計畫第一年度計畫報告》，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專刊2。臺北：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陳有貝1991《花蓮縣花蓮溪口至秀姑巒溪口附近海岸遺址之比較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黃士強、張慧端、陳維新、朱正宜、陳有貝(黃士強等1989)1989〈人文史蹟調查分析〉，《東部海岸陸域資源調查及分析》：1-54。臺灣省住都局市鄉規劃處委托中華民國戶外游憩學會執行黃士強、臧振華、陳仲玉、劉益昌(黃士強等1993)1993《臺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第一期研究報告》，中國民族學會專案研究刊(二)。內政部委托中國民族學會執行葉美珍2001《花崗山文化之研究》，國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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