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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氣候科學浮現的人性問題和知識失誤，進一步加深了氣候變遷的分歧爭議面對如氣候的高度復雜議題，除了科學證據，還需要廣泛社會條件配合，才能得到共識可行的政策。

　　近來在科學與政治因素互相牽扯之下，英美兩國反氣候科學的聲浪漸興。儘管去年十一月英國東安格里亞大學氣候研究中心被揭露的內部電子郵件內容，以及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委員會二○○七年的報告，出現錯誤和曲解資料的情況，就既有的科學證據來說，「人為氣候變遷」的可信度并未因而受損。不過，這些事件所引起的媒體輿論，使反氣候變遷政治陣營的士氣大振，造成氣候學家處境的日益艱難。

　　問題的關鍵在于，目前的氣候議題中，科學的角色不再只是增進人們對于世界的了解，而是進一步要求人們必須遵照某種特定的方式生活。近二十年來，學者專家、政府官員與相關民間組織，力促全球性整體氣候變遷政策和聯合國相關公約的產生，規劃溫室氣體排放的減量與時程，并衍生出碳交易的市場。然而，由于相關政策必須付出的政經成本，不僅無法短期見效，長期效益又是在未定之天，必然引起政治上的分歧。

　　保守派的質疑

　　美國的保守主義者，對于國際治理制度與美國政府一向多所懷疑，對于要求財富大規模轉移的政策十分反感，也不相信政府有能力改變社會整體行為，并達成政策目標。引用氣候科學證據支持相關政策的作法，更加深了他們對于科學本質的疑慮。因此，強調特例、突顯科學方法的有限性，就成為反對陣營駁斥氣候變遷學說的證據。

　　針對東安格里亞大學氣候研究中心的電郵內容及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委員會報告中的錯誤，保守派政治評論家巴羅內(Michael Barone)就認為，數十年后人們回顧起來，一定會搞不懂為什么政府、企業與媒體菁英，可以被這些粗製濫造的作假證據騙得團團轉。

　　另一方面，氣候變遷政策的支持者，則天真地認定，針對人為暖化這個科學共識，非得採取他們所認定的因應措施不可。為了壓制反對陣營，支持者往往借助科學，以佐證氣候變遷的存在與可能造成的影響，美國前總統高爾的電影《不愿面對的真相》即為一例。而當溫室氣體減量議題的國際談判進展緩慢時，支持者的輿論便益發堅決和激烈，氣候學家韓森(James Hansen)就將載運煤礦到發電廠的火車，比做二次大戰時納粹的死亡列車。

　　分歧的政治因素下產生的科學，勢必擺脫不了政治的影響，東安格里亞大學氣候研究中心電子郵件事件，就是一例。這些電子郵件所揭露科學的政治、人性面，使根據應該是可靠氣候變遷學研究而發起的大規模、高成本社會改革，失去應有的正當性。氣候變遷委員會報告中，喜瑪拉雅冰河消融現象的數據未經證實，顯示的出不只是審查過程疏失，而是整體組織文化的問題。同樣有一篇證據力不足的研究，若立論相反，主張冰河并未消融，也是絕對不可能被採納的。對于反氣候變遷者來說，這些事件的發生，對于那些不信任氣候變遷說法的人，更加深其認定氣候變遷是受意識型態支撐的一種正當性，也讓顯現出今天的氣候學研究如非是先入為主，就是有系統性的偏誤。

　　想要藉著更有力的科學證據，消除氣候政策意識型態上既有的分歧，不僅是不可能的任務，更是倒果為因。與認定科學能確知世界如何運作的根深蒂固信念相比，科學更為因變和包容。科學無法完全涵蓋海洋、大氣與社會間復雜的互動，往往留下許多可藉意識型態操作的空間，于是各種主張都可以有科學證據作為后盾。因此，只有在意識型態的分歧消除之后，科學才可能具有支持政策的效果。

　　已臻完美的科學

　　改正既有氣候政策的關鍵，不是改組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也不是除去不夠嚴謹的研究、懲處失職科學家，因為問題的核心不在科學，而在政治。

　　沒有神奇的解決方法，只有幾個可行的塬則。一個成功的氣候政策，會考慮短期成本與短期可能獲益的平衡。這些獲益，可來減緩對于氣候變遷的衝擊，以及由能源科技創新所創造的財富與安全。如此一來，政府的措施是以提供公共財、提倡創新為目的，人民就較容易接受。而氣候變遷的意象，也會從不計代價犧牲一切、才有機會存活的生存危機，轉變成持續改善生活環境的契機。由紐約市氣候調適方案的規劃到中國積極在能源技術及市場的開發，都是很好的例子。

　　美國目前由于氣候科學的合法性受到質疑，政治上的進步與否，必須仰賴理性保守主義者的意向。在此同時，自由派與溫和派，也不應認定只有自己的主張才有科學根據。對有創意的政治人物來說，這是個展示領導能力的好機會，但目前的政治氛圍下，實在很難期待有志之士的出現。倘若真有其人挺身而出，現在看來不完美的科學，將會成為支持行動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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