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間閱讀|思想史的航船——徐福的五月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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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詞典
編輯 : 常識
發布 :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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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萬世一系，所謂“革命”也就終結了。作者 |劉剛圖源 |圖蟲創意先王原典何處去兩千年前，中國有過一次航海，發生在秦末。此次航海，若以歐陽修詩中所言，那游仙之船，承載了中國先秦時期的先王原典，而不久，中國就發生了焚坑事件，幸虧徐福帶它飄洋過海，原典逃過一劫，從此卻在中國失傳。徐福走時，帶走了先王原典嗎？《史記》沒有說，《淮南子》也沒說。漢初時，立國以黃老之術，其次為周孔之教，故儒之經典，既不“經”，亦非“典”，連太史公也沒往它投一眼。這表明，儒家文獻的經典地位，在“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前，并不存在。而且焚坑以后，儒家文獻，雖不至于灰飛煙滅，但幸存者已是支離破碎，也只能采取抱殘守缺了。于是，漢儒對這些殘缺的文獻，進行整理和改編，使之重登國家意識形態的臺面，到了漢武帝時，終于取得成功，以其獨尊地位，開顯其經學樣式，以其形成于本朝，故稱今文經。今文經，適用于漢代“今上”意識形態，卻難以號召儒林士眾并說服儒學傳統，蓋因其來源不一，且真偽難辨。若據往而言之，自先秦時，孔子一死，就已“儒分為八”，此后，儒門由分化而異化，以至于荀子《非儒》，其弟子李斯、韓非，轉入法家。秦統一，設博士，儒者競聘以參政議政，然焚坑又起，不得已而走向革命。漢初，革命成功，儒者繼續革命。革誰的命？革了秦朝的命這顯然還不夠，還要革秦制的命，漢初儒者遂與國策逆行，要革“漢承秦制”的命。孔子為漢家立法，儒者行之，各以其師法家法。然其根本，則欲“法先王”而原典缺失，只好憑借后王權力，故所謂“獨尊”者，非原儒之術，乃今文經學，實為“法后王”也。后王者，今上也。今上失德，呼喚先王。先王不再，但求原典。原典已失，難免衍生，故西漢末年，由劉向、劉歆父子倡導，興起古文經學，與之相應，則有王莽新政以及接踵而來的禪讓與革命，而終歸于還政，一通折騰，分化出西漢、東漢。若從這樣一個歷史的背景上來看，一如歐陽修詩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而且“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以至于“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我們就知道，徐福東渡是中國思想史上一次多么重要的事件。其東渡，以游仙為名，以方士自居，這就使他成為了秦漢之際中國思想史上的一位失蹤者。若他真的帶走了儒家的先王原典，那他就不但是方士，而且還是儒士。當時，方士與儒士，有一體化的趨勢，還真是不好區分，要不，方士得罪了皇帝，何以將儒生坑了，還不因為他們本來就是一體？也就是說，他們一體兩面，談長生不死，他們是方士；參政議政，他們又變成了儒士。以此來看徐福，他應該也有兩面，有方士那一面，還有儒士一面。他在中國歷史上，以方士那一面出現。其于日本歷史，則表現了另一面，即他找了個“平原廣澤”之地，留下來自己做王了。史曰“止王不歸”，而他帶去的那些人、財、物等，在那時，已足夠他像孟子所憧憬的那樣，能“據百里之地”而稱王。于是，就有人拿日本的國家神話來與他對應，說他那么早就在日本“止王不歸”，若從時間上來斷定，那他應該就是日本第一代國君神武天皇吧？?最早這樣說的，是清末黃遵憲。那時，黃遵憲出使日本，他讀了徐繼畬的《瀛環志略》和魏源的《海國圖志》，發現他們把世界談了個遍，就是沒有好好地談一談日本，于是，他來給清末中國補上日本這一課，為此，他作《日本國志》一書。書中，他開篇就說：“日本自稱為吳泰伯后，相傳亦稱為徐福后，彼國紀載本以此為榮。”后來，日本學者受了宋學的影響，意識到國體的重要性，便不再自稱為“泰伯后”，理由是，怕被當做中國的“附庸國”，由此擴大，連徐福也不提了。對此，黃遵憲認為，“泰伯之后，本無所據”，自稱也好，他言也罷，都不足為憑，就因為日本人“俗類句吳”，也“斷發文身”，故“有此訛傳”。可徐福則不然，其事不但于史有據，除《史記》外，還見于《三國志》、《后漢書·倭國傳》等，而且于地有跡，“今紀伊國有徐福祠，熊野山有徐福墓，其明征也”。他甚至猜想，日本首代天皇，即神武天皇，就以徐福為原型打造的，其一，日本傳國重器劍、鏡、璽，“皆秦制”；其二，日本君臣稱謂，也都作“周秦語”；其三，日本以神國自居，則為方士之術。同時，他還指出，日本從以神道立國，到初具規模，離徐福東渡時，大約過了一百來年，于是，他問道：“當時主政者，非其子孫，殆其徒黨歟？”對于當時日本人說的“神武開基，蓋當周末”，他不以為然，反問道：神武以后，到崇神天皇，中間九代，都是掛名王朝，“無事足紀”，這或許也就是“神武追王之詞”？“神武追王”，是他的猜想，所以末了，他又說了一句“未可知也”。他的問題，到此就打住了。他只看到了徐福的方士那一面，將日本以神道立國，歸結到中國方士之術，但徐福儒士那一面，顯然被他忽略了，徐福何以“追周”不“追秦”，“追王”不“追帝”？這樣的問題，是不能用一句“未可知也”來打發的，它必須要認識到徐福的另一面，也就是作為儒士的那一面，只有從那一面來看，才能看清這個問題的本質，可惜被他忽略。因此，他對于“神武追王”的問題，是知其然，而未識其所以然，而我們則欲對其所以然，嘗試著做一下探討。把皇帝嚇了一跳“神武追王”，并未追到西周先王時代去，而是追到東周末王的周僖王時，那時，正是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時期，處于公元前7世紀，世界正在進入人類文明的軸心期，這一時期，在西方，產生了古希臘的哲人時代；在中國，則出現了以老子、孔子為代表的先秦諸子，人類文明的理性之光，照亮了東西方的世界歷史。神武天皇應運而生，剛好出現于此時，這樣的歷史理性的覺醒意識，并非巧合，因為它是繩文時代的日本原住民不可能具有的，其文明開化取向，是從彌生時代開始，由經歷了軸心期的中國人，以游仙的方式帶到日本來的，就此而言，說神武天皇是中國人，放在歷史上來說，雖然說不通，但在文化上，卻可以說是中國方術與儒術合二為一在日本形成的一個“本地垂跡”。軸心期里，那理性的太陽分布四方，有從東方升起的，但那不是從日本，而是從中國升起，放出驅昧的啟蒙之光，文明開化的光圈，從中國沿海一帶向海外開啟，被洋流激蕩，與日本共享，于是，我們不但看到了神話世界的昆侖山在日本的“本地垂跡”——高天原，還看到了被王朝中國揚棄的泰皇在日本變成了天皇，進而發現，分享軸心期的中華文明之光，不但造就了神話與歷史二重性的神武天皇，還成就了一位歷史人物圣德太子。在日本，最早比對著中國文化，量度打造日本國家神話的人物，是圣德太子。從他攝政期間，締造日本國家神話的立國之舉，就已經開始，撰成《天皇記》、《國記》、《臣連伴造國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紀》，這些書，在大化政變時，都被燒毀了。后來，天武天皇派人誦習“先記舊辭”，到了元明天皇和銅五年，由安萬侶用漢文筆錄成書，共三卷。上卷，從天地開辟至神武天皇誕生，中卷，從神武天皇到應神天皇，下卷，從仁德天皇到推古天皇。其中，推古天皇便是圣德太子的“今上”，是日本第一位女天皇。這就是《古事紀》了，從圣德太子動工，到天明天皇完成，這一國家神話工程，花了約一百來年的時間。在書寫方式、編撰體例以及思想方法上，都被“唐化”了，有些神話、傳說可能就從中國來，還有不少語句是從中國典籍里原封不動地移植來的，其序文部分，則完全仿照唐初長孫無忌的《進五經正義表》。日本“唐化”，在圣德太子以前，就已經開始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經歷了彌生、古墳、飛鳥三個時代。自秦漢以來的中國史傳對于日本的認識，也早就從神話進入了歷史，有了關于倭國、倭人的記載，以至于隋朝時，圣德太子把中國皇帝嚇了一跳。這是怎么回事呢？原來圣德太子攝政期間，曾四次遣使訪隋，向中國皇帝發出“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的問候，真是好大的口氣！何方島夷，竟敢如此來問候中華天子？面對天朝上國，不但要求確立平等地位，還要在平等地位上搶一先手。后來，又遣使赴隋，來向中國正式遞交國書，國書一出，就以“東天皇敬白西皇帝”起頭，“天皇”的稱號，這才開始出現。“天皇”與“皇帝”，哪一個名頭更響亮？哪一位身份更高貴？當然是前者，然此非深諳中國思想者所不能知也。究其思想來源，“天皇”這個名頭，當然還是來自中國，日本國君在稱“天皇”之前，尊稱叫什么？連個姓氏都沒有，充其量也就叫個“大王”、“主公”之類。通常，追隨者對自己的首領都這么稱呼，無論如何都上升不到“皇”和“天”的高度。所以，我們說“天皇”出現，是唐化的產物，正是相對于中國“皇帝”，圣德太子才想到了“天皇”這個比“皇帝”級別還高的稱號，正是站在“皇帝”的肩膀上，“天皇”出現了！對此，我們除了驚嘆圣德太子的睿智，接下來，就應該追問其思想來源，像這樣超越隋唐，直追秦漢，效法先王的思想，不可能從日本本土產生，只能來自中國。然而，圣德太子并未親臨中土求取真經，因此，我們自然而然就會聯想到那徐福，除了想起他作為方士的那一面，還另有作為儒士的思想者的那一面。正是儒士那一面，成了圣德太子的關于國體的一個思想來源。把思想者找回來徐福的兩面性，是中國文化儒道互補的一個反映，他在中國歷史上留下的，是來自道家作為方士的游仙那一面。他把自己另一面，也就是如孔子所說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向往海外大九州、追求國家理想而欲實現其“從周”的那一面，還有他作為儒士隨身攜帶的先王原典，都深隱起來。其時“避秦”，有兩條路線，一條是上山路線，往桃源去，走向老子的“小國寡民”，一條是下海路線，往蓬萊去，通往孔子“吾從周”。徐福避秦，選擇了下海路線，當年孔子說出那句話時，接著又說“從我者，其由與”？他認為，愿意跟著他流亡海外的，眾多弟子中，很可能只有子路一人，子路聽了，剛要興奮起來，卻被孔子潑了一瓢冷水——“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論行道的勇氣，子路比我還強，但要說到下海，他不是那塊材料。把春秋和戰國兩個時代都加起來，全部先秦諸子中沒有一個是能下海的料。直至秦漢時，能下海的思想者，也是只此一人，可惜的是，他成了中國思想史上一個最偉大的失蹤者。中國思想史上，老子猶龍，走昆侖一路，西行不還，不知所終，但他不是失蹤者，盡管孔子對他的推崇，把他推到了神仙的邊緣，但他還是在思想史上留下了五千言。然而，徐福東渡，以游仙為名，往蓬萊而去，“止王不歸”，其于思想史上，未留只言片語，作為思想者，又有何依據？今天，我們就從思想史上把他找回來，從光怪陸離的游仙活動中，還原其作為思想者的儒道本色。我們先來給他在中國思想史上一個定位，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位置，上承先秦諸子，下啟漢初諸儒，與秦末博士儒同時，這是中國思想史上最糟糕的一個時代。他把自己的思想者的本來面目隱藏起來，僅以方士名分存在，但他卻屬于先秦諸子的最后一位，帶著先王大典和孔子的理想出海，此非漢初諸儒賈誼、伏生之流所可同日而語，更非秦漢之經生以及博士儒等所能比擬。在日本思想史上，他的地位就更高了，可以說是日本的老子，也是日本的孔子，是他們的合二為一。有人說，為什么日本的《古事記》里，沒有提到他的名字？在我們看來，有了“神武天皇”，就沒有必要再提他的名字，雖不能說他就是神武天皇，但神武天皇身上，確有他東渡的影子，黃遵憲所言，不為無據。黃遵憲說，徐福在日本，以方士之術立國，立了個神道國體，但他卻忽略了徐福以儒術建制，建了個天皇體制。天皇，并非日本原住民——繩文人的土特產，而是由彌生人渡海從中國帶來，總有一些不喜歡“皇帝”的中國人，帶著他們的“天皇”觀念，同徐福一道來到日本。我們試想一下，當時徐福的“游仙”號上承載了多少避秦的持不同政見者呢？從秦坑儒而未坑方士，我們可以想到，那些騙秦的方士，也許就隱藏在徐福的船上逃秦而去。我們再想想，那些逃秦者，在漂洋過海的日子里，相聚在一起，同舟共濟，也許，他們會想起孔子說的“道不行”，而他們正以“乘桴浮于海”的方式行道而去。接下來，他們有可能會為被他們牽連的儒者的命運而嘆息。而更多的話題，則應當是對于未來的頂層設計，如何立國？怎樣建制？如何成就長治久安？怎樣才能萬世一系？這樣，他們又回到了參政議政時由博士儒提出的老話題：要“泰皇”，還是要“皇帝”？秦并六國后，秦王召集博士儒開了個政協會，會上，博士儒提出，要給秦王“上尊號”，且以“三皇五帝”為據，以為“皇”高于“帝”，故以“皇”為尊，而天、地、人“三皇”之中，以“天”為最高，故稱“泰”，乃定尊號為“泰皇”，所以，泰皇也就是天皇。誰知，博士儒拍馬屁，拍到了馬蹄上，被秦王一蹄子踢翻，因為“皇”是專門行王道的，而“帝”還要行霸道，秦王既要王道，也要霸道，所以，就定了個王霸合一的尊號：皇帝。在博士儒的設計里，“泰皇”最高，代表天，就像《說文解字》里的“三橫而連其中”——貫通天地人而行王道。但此設計，卻隱含了一個“皇、帝二分”的分權的政治結構，即“以皇道立國，以帝道行政”，故被主張君主專制的法家尤其秦王嬴政本人所斷然拒絕：“秦王掃六合”，豈能無為？當博士儒還在用“萬世一系”奉勸秦王時，方士卻看透了皇帝心事，故以“長生不老”引誘之：皇帝若能“長生”，還要什么“萬世”？一人足矣！方士以之牽住皇帝的牛鼻子，于是，煉丹，游仙，不亡不休，不死不已，一代王朝，沒能活過二世。而那個以“泰皇”為核心的“萬世一系”的頂層設計，卻被方士們帶走了，王朝中國行不通，那就帶到海外去。海外有仙山，那里是理想國的所在地，他們在徐福的“游仙”號上憧憬著，談論著，一個海闊天空的新世界，在他們的前程展開——好一個蓬萊！由此看來，那豈不就是兩千年前中國的“五月花”號？兩條思想者的航船，一條在公元前200多年就已起航，從中國出發，沿《山海經》中軸線駛向蓬萊，不以皇帝而以天皇落泊小日本；另一條到了公元1600多年，過了1800多年，才從英倫出發橫渡大西洋，錨定新大陸，用民主取代君主。對于日本而言，來自中國的那條航船，就是它的“五月花”號，兩千年前，徐福一行遠航，給日本送來了“天皇”。自秦漢以來，直至隋唐，天皇以神話的方式出生，以傳說的方式成長，在歷史意識覺醒的時刻，由圣德太子提出來，他站在徐福的肩膀上，來與中國的“皇帝”一爭高低短長。他在國書上，玩了一套儒學里的把戲，以“天皇”壓了“皇帝”一頭，但在隋唐時，中國方面，已無人知其深意，并去問個究竟了，結果，被圣德太子暗勝了一把，竟然一無所知。此一方面，固然可見圣德太子的儒學修養，另一方面，亦可見其思想源遠流長，其思想的源頭遠在徐福那里。從徐福到圣德太子，日本文化經歷了從神話到傳說、從傳說到歷史的漫長時期，花了約上千年的時間，圣德太子才向中國發出“天皇”的信息，雖然那時日本尚未有“天皇”。在圣德太子制定的《憲法十七條》里，中國文化占了主導地位，第一條就是“和為貴”，屬于儒教；第二條是“敬崇佛教”，在日本，儒教和佛教都從中國來；第三條才是“服從君主”，這一條是通用的，但請注意，是君主，而非天皇，由此可見，那時還沒有天皇；第四條是禮治，“禮之用，和為貴”，同樣屬于儒教。本來沒有天皇，為什么還要用天皇來跟中國皇帝打招呼？可見那時的日本人，并不隨便向人鞠躬，尤其一國之君，在國體與國格上，更是不肯向人低頭，即使面對中國皇帝，也不妨昂起國體的頭，挺起國格的腰，把徐福帶來的“泰皇”改作“天皇”來用了，思想立馬分出高下：天皇，無為而治，君臣共和，萬世一系；皇帝，君主專制，中央集權，易姓革命，二者孰優孰劣？作為思想者，圣德太子最想做的，就是在思想上同中國扳手腕，試試手，過過招，小試了一下，沒想到居然占了上風，后來就把“天皇”當真，在制度安排上正式確立了。大化改新以后，由圣德太子炮制的“天皇”，從天而降，“撲通一聲響”，如飛蛙之千古一躍，第一位“天皇”——天武天皇，終于落地。較之于中國皇帝，日本天皇確有那么一點好處，那好處即所謂“萬世一系”，黃遵憲在《日本國志》里開篇就說過，他說：故夫君主之國，有傳之數世者焉，有傳之數十世者焉。如商之歷祀六百，周之卜年八百，其最久者也。若夫傳世百二十，歷歲二千余，一姓相承，綿綿延延而弗墜統緒者，其惟日本乎？有了萬世一系，所謂“革命”也就終結了。（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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