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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
中國歷史發展出了不少科學，可惜我們在不正確的時候總是把它放在了不正確的位置。該運用時，我們把它頂在腦袋上供奉，而不是踩在腳底下運用。該宣揚時，我們又把它從頭上摘下來，扔到地上，踩在腳底下唾罵。科學對中華文明就像帽子，一會戴、一會摘。其實只要選好戴和摘的方式，我們也可以依賴科學而騰飛。問題在于我們這幫人，我們這幫人的處世態度配不配戴著科學這頂帽子！更重要的是，科學不是帽子！【中國人自古愛科學】“中國人自古愛科學”——這不是什么廣告語。我認為這是事實，只不過我們不管科學叫科學，而是叫別的。近幾百年歷史上，中國話里說的“科學”，大部分時候是說“科舉的學問”。對今天我們說的科學，以前另有叫法。中國古代對科學的稱謂與現代不同，最經典的稱謂是儒學里面講到的“格物”和“致知”，孔孟認為格物、致知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礎。這個概念其實是每一個學過私塾或者讀過“四書五經”的人都接收到的。其他古典哲學學派也對科學有自己的闡釋，比如道家就認為世界背后有一個看不見但發揮著無窮作用的“道”，這個“道”其本意就是自然運轉現象背后的規律。道家甚至被用這個“道”字命名，足見其對“道”（科學的研究對象）的重視。因此，我認為我們的文明是重視科學的，至少在文化上和教育上一直如此。而且每個知識分子都是注重學習科學知識的。【中國人喜歡亂來，但又膽小怕事】當然，中國歷史還有另外的一面，那就是在錯誤的時間、地點，因為各種錯誤的原因，而浪費了中國的科學發現。我不想用單一因素來說明中國歷史與科學失之交臂的根本原因。因為我認為這個問題本來就是由多種因素復雜地影響的。比如有的時候是因為權力斗爭的需要而去迫害一些知識分子，相應的其科學發現也被掩蓋了；有的時候是因為統治者愚昧無知（比如有些兒童時期沒怎么用心思考的皇帝）或者心理變態的官員制定了狗屁不通的政策，而錯失了施展科學的機會。當然，其中比例最大的一個原因，還是我們這個-先天的膽小怕事，不喜歡變化。這個原因多次造成我們把已經孕育出來的科學成就拋在一邊，堅持我們墨守的秩序。—— 寫到這里，我一定要替墨子吐個槽兒。雖然典故是說“墨子守城”、“墨守成規”，不過人家墨子可是個大科學家，而且敢作敢當。魯班這個實踐派科學家都不是墨子這個實驗+理論派科學家的對手。可幾千年歷史下來，我們最后給墨子貼上這么個“墨守成規”的標簽，足見我們這個-在對待那些堅持原則又善于變通的科學家時有多么地不公平，性格深處又有多么地怯懦。 ——這個怯懦，造就了中國科學在近代的現狀。如果一個人在膽量上不變強，Ta就難以戰勝對手；如果一個-的膽量不夠強，Ta也別想單憑科學這個武器戰勝誰。【西方人是愛科學，還是怕科學？】我有一個觀點，我認為很適合在這個主題下談一下，那就是：古代很多中國人面對科學很從容，把科學作為學習和做事情的基礎；而現代的很多中國人面對科學表現得很惶恐，總想把科學頂在腦袋上或者供奉在靈堂上。這種把科學頂在腦袋上的思想，恰恰是我們與西方人的差距。如今這個時代，科學不能僅僅被放在宗廟里（一般是大學里），它一定是要“踩在腳下”的；準確的說，是要駕馭它，讓它成為文明的基礎。西方近代的科學發現，不都是被不遺余力地實用化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句話讓很多人把科學奉若神明，但它最重要的本意是：科學技術是拿來用的，不是拿來供奉的！想想西方中世紀到文藝復興的變化吧。正是中世紀歐洲教廷（-）對科學的恐懼和迫害，最終鑄就了科學的英雄形象。教廷對科學的恐懼，最根本上是因為什么？我想是因為他們（教皇為代表的教會高層，這些人自己是研究科學的）知道科學比宗教信仰更“有用”，更能變成真金白銀，更能變成新的信仰。而我們今天怎么看待科學呢？—— 聰明人搞的玄虛的東西 ——依然是很多中國人持有的看法。因此，我們與西方在科學上的差異不是研究數量上的，不是智商層面的，更不是供奉得不夠。我們最大的差距，就在于不能把科學擺在正確的位置上。也許我們應該把科學當作鞋子，誰穿著舒服誰自己應該最清楚。如果把鞋子頂在頭頂上，合適才怪！答案 2：
中國歷史，周朝的封建并不算專制文化，實際上那是地方與中央的一個權力的分配，而且用一種禮治文化統合把不同的實力調協和諧，雖然有天子，但不是一人獨尊，只是諸侯的共主。那個時候的-文化崇敬上帝，《書經．泰誓》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上天尊重人-愿，亦要求天子有道德，以人民為本。到孟子時總結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種民本思想，在孟子之前已有一千年的歷史，此為中國傳統-的德治理想，希望由有道德的圣人來統治，不只是君王要求人民有道德，君王自己也須有道德，所以人民和君主基本上處于平等的地位，此為中國原本-文化的理想。 中國-文化到了秦以后有一個很大的改變，秦始皇自稱皇帝，僭用自古“皇矣上帝”的尊號，自視為神，把上帝從超越的世界拉下來，統治者變成神。過去，最高的神是在超越的世界，不和統治者等同，故君王有錯，人民可按天命而革命。但秦始皇以后，統治者就等同神了，再沒有一種超越的真理可以用來批判統治者的權力，這就形成專制，即李慎之所謂皇權主義。漢武帝進一步利用儒家，把這種權力變成一種倫理的地位。皇帝不但有無限的權力，而且還有倫理上三綱五常中的最高位，皇帝永遠在倫理上處于不能替換的，像父親一樣的終身高位。這樣，中國-權力的轉移只能靠農民革命，革命成功者成為新皇帝，二千年來連民本精神都消滅了，遑論西方的-。中國的皇權主義發展，最嚴酷可怕的其實是明朝。本來，漢唐宋以來中國知識分子與官僚系統還有某一種議政權，對專制有一些平衡，但明太祖一面取消宰相，一面廷杖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進行侮辱，也破壞官僚系統的尊嚴，成為一種消滅清流的-文化，到現在已有六百多年了。但想不到在中國皇權主義發展到最腐爛、最可怕、最極端的時候，西方卻產生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重視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價值和尊嚴，也強調上帝將權力賦與人民，人民再將權力賦與君主，開始向完整的現代化邁進。西方的進步，始自文化上的更新，可說是固本培元，孕育出各種可見花果，包括科學、-和經濟進步。而我們在這數百年文化上則很少向這方面發展。一代大思想家王陽明講致良知，但并未能引發重視人性尊嚴的文化，王陽明反而自己領兵去鎮壓廣西瑤族少數-。而王學后學則高談神秘的天人合一，及無善無惡的心體。文化走向神秘，而非走向理性，同期-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殘暴不仁，迫害忠良，甚至還出現了東西廠的特務-。清代初年曾有一段仁政的時候，回復德治的民本理想，但雍正年間更興-，干隆則再把專制-推到最高峰，摧殘知識分子士氣。可以說明清六百年，中國才是真正在人類文明史中開始遠遠落后，專制-達最高峰，文化腐爛，而迷信興盛。一百多年來的苦難，并非偶然出現，而清末到-，我們始終沒有走出西方那種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及啟蒙運動的道路，在非常長的近代，由于內憂外患，人們的自由性，人的創造性，是受到壓抑的。而在西方根據芝加哥科學史家格蘭特(Edward Grant)的研究，中世紀科學上的突破，在靠巴黎主教譚平亞對亞里士多德的批評。在一二七七年之前，科哲學家的研究，完全依靠亞里士多德及托密勒的觀點，完全用自然原因來解釋一切現象，沒有考慮上帝力量的影響因素。但巴黎主教在一二七七年批判亞里士多德十三條命題，后增加至二百十九條命題，認為上帝有絕對大能，可以參與自然萬物的發展，而且可以創造出自然原則不可能的事物，只要在邏輯上沒有矛盾，上帝可造任何世界。 格蘭特指出：“這提供了一個機會，使專業的亞里士多德派自然哲學家所產生的敵意，得到謙卑下來。”正因如此，知識分子才能從亞里士多得那天羅地網的哲學世界觀中釋放出來，也突破其地球中心的宇宙觀，思考各樣新可能的宇宙樣相，包括以太陽為中心，及有多個世界同時存在的思想。格氏云：“結果，所謂自然上不可能的事物，可以通過思想實驗(T-oug-t Experiments)的形式而被安排登場……通過時常援引上帝絕對的大能這手法，可以成就各種假設的可能性(Hypot-etical Possibilities)。事實上，基于超自然行動而建立之假設可能性，已成為中世紀后期士林思想的特質。”[注四] 此中最著名的，是在第三十四條，批判亞里士多德認為不可能有其它世界之說，認為上帝既是全能，有可能創造其它世界，宇宙不一定被限制以地球為中心，也不一定只有一個世界。自十七世紀牛頓提出其力學以后，已能全面解釋可見的天體現象，展開一個奇異而又合理的新宇宙觀，一個星空無限的世界，到十八世紀即成為顯學。那亦是西方文化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人類發現宇宙遠比想象中大，而且是一自動運作的系統。 十七和十八世紀之交，各大思想家開始作出各種新思考，去調節這不可思議新宇宙。歐陸的理性主義興起，先有笛卡兒，將心靈與物質徹底區分。一面接受機械宇宙觀，另一面則從心靈的反省能力去尋索精神與靈性基礎。以“我思故我在”作為不可懷疑的起點，這是回到第四世紀奧古斯丁對自我存在的思考，而以自我存在的自明性，來建立確實的起點。同時用第六世紀安瑟倫(Anslems)的本體論證，從純邏輯形式及上帝定義的獨特性，來論證上帝存在亦是自明的。于是不必通過經驗科學，純由理性可以證延诇我和上帝，而這心靈之路又和物質是徹底二分的。他這新方法和二元論的思路，保障了傳統靈魂與上帝的觀念，也保障了價值與世界，為之提供了新的基礎，不必被現實科學所發現的世界所挑戰。 另一條路線的思考，則為史賓諾沙(Spinoza)，由于當時科技所發現的，可能是一個無限宇宙，那么就要面對上帝存在的問題。若宇宙萬有是無限地延展下去，那么上帝還有什么位置呢？當時劍橋柏拉圖-如Malebranc-e正主張上帝與無限空間等同，史賓諾沙則從形而上學認為無限宇宙必依于一無限實體，此無限實體即是上帝，而上帝亦即是無限宇宙，宇宙與上帝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故上帝并非超越的實在，卻是與宇宙等同的實體，也是一內在一切的無限心靈，為一切有限之心與物模式的基礎，這就成為泛神論的思想。 還有萊布尼茲(Leibniz)，認為宇宙由充塞一切的無數形而上單子組成，這些單子也是一些能量單位，成為萬有內在的動力。一切運動和變化，均是單子的顯隱轉變構成，時空則是相對的，所有規律都是在單子內在的潛能與顯實來表達。宇宙一切機械秩序原是事物的-動力，而一切都已事先安排，命定如此發展。所謂心靈，是清明的單子，物質是混濁的單子。 萊布尼茲提出整套形而上學系統，去解釋一切十七世紀發現的科學現象，而且從其能量即物質、及時空相對觀，已有未來相對論的藍圖，不可謂不具洞見。他并且用形而上學理論，走出純機械物質的世界，維持了一種精神價值。 至于上帝的位置如何呢？萊布尼茲認為一切單子的潛顯變化，其內在規律的運作，及單子顯隱之中所形成的運動表象，完全是事先安排好，使一切發展都有一和諧，這稱為“先定的和諧”(pre-estubis-ed -armony)。這須極大的智能去設計，故只能來自上帝的安排。上帝是超越宇宙的實體，對一切已有完美的設計。故萊氏不大贊成牛頓所講的類似機械工程師的上帝，而由理性建立另一世界的圖畫，成為世紀之交的討論課題[注十五]。隨著宇宙觀的改變，西方文化出現重大突破，對宇宙、上帝、星河，不斷改變圖畫，人類面臨一個全新的世界架構。很可惜同時期中國卻仍持佛經的宇宙觀，以為大地中間有一須彌山，日月圍其旋轉，太陽轉山后，就成晚上，轉出來就天亮，要改變其前現代宇宙觀，付出的代價比西方還大。答案 3：
前面幾位說的比較多，我說一點我在大學里接觸到的信息吧。吉林大學哲學系有一位老教授李為，有一篇-認為，中國和西方，前者沒有產生科學，后者產生了科學，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教。對西方而言，進行科學探索，是一種無限接近上帝的光榮行為。大家讀書可能為牛頓晚年侍奉上帝感到惋惜，其實牛頓萬有引力的發現，本身就是牛頓無限接近上帝的過程。他們認為，世界是上帝創造的，理解世界，就是理解上帝。我這里介紹的只是其中一點，更多的內容你可以去找這位老師的-《-教的理性嬗變與近代科學的產生》。---------------------------：1547845927 訂閱博客.sudikang贈送微博營銷手冊。下一篇:柏油路上會有一些深色的點，是什么東西？ 下一篇 【方向鍵 ( → )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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