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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人的情感體驗與表達是音樂活動的主要內容時，則對于天地鬼神的頌贊便居于次要地位，當世俗的享樂精神充斥在歌樂中時，則對于禮樂活動中的典章制度的實施也隨之淡化，這種在整個社會的音樂生活的重俗輕雅的傾向，事實上是一種時代審美觀的改變。春秋戰國時期鄭衛之音的流行，可以說是世俗音樂的首次抬頭，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音樂世俗化，則受到了由絲綢之路大量傳入​​的胡夷之樂。琵琶，是這種文化的代表。(圖1.4-8)

　　胡樂器伴奏為主的樂舞(安陽張盛墓樂舞俑)-伎樂俑出現了篳篥、橫笛、豎箜篌、排簫、鈸、四弦琵琶及五弦直頸琵琶，是以胡樂器為主力的樂隊。

　　資料來源：《音樂文物大系.北京卷》，頁213。

　　琵琶，古人所謂《馬上之樂》，以音樂文化類型來說，這些以游牧經濟為主的馬上民族，其音樂文化是個體型的，音樂資料來源：《音樂文物大系.河南類》，頁202。之「道」以及與這「道」相應的「器」如琵琶，在精神指向上是與鐘鼓的宗教音樂文化大不相同的。

　　琵琶的精神內涵，不具有漢民族的鐘鼓樂的宗法文化色彩，它是屬于演奏者的，是表達各人情感的。當琵琶進入漢文化后，其形制曾被冠以漢民族的宗法觀念，例如晉傅玄的《琵琶賦.序》：「觀其器，中虛外實，天地象也;盤圓柄宜，陰陽敘也;柱有十二，配律呂也;四弦法四時……」。這種音樂象征論并不能改變其「胡文化」一個體型音樂文化的物質特性，世俗情感的體驗與表達。

　　琵琶，個體型的音樂文化表現，其呈現出來的是追求繁富的音樂色彩，正如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所描述的「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表現了音樂上的豐富色彩，這種現象不是突然形成的，琵琶族淚(含阮咸等彈撥樂器)在漢代就逐漸出現，在魏晉以來對生命意識的覺醒，再經南北朝來形成的享樂主義與唯美主義，經過了唐初的太平盛世，乃造成了在唐人豐富生活下，對審美情趣，生活風貌與時代精神的一種新的要求與表現，在此盛唐氣象下，琵琶生而逢時地展現了多姿多彩的音樂，是琵琶與時代相契合，而時代也造就了琵琶等彈撥樂器在這個時空達到了高峰與完滿。(圖1.4-9)

　　唐代琵琶的演奏會(韓熙載夜宴圖卷)-韓熙載與眾賓客在欣賞琵琶獨奏，全場沉浸于音樂欣賞的境界中，反映了當時琵琶曲與演奏技藝之高超水準。

　　資料來源：《音樂文物大系.北京卷》，頁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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