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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樂文化，發達于中國的封建社會，是一種建立在農耕社會之上的宗法型文化，在這種文化中，「禮」是用來規范社會等級秩序的，而「樂」則用來吊導內心的倫理秩。前者的「禮」也就是「法」，是用「威權」所建立的社會層序，屬于一種強制力量。而后者則是一種手段，用來開導人的德性的工具，是屬于道法權威的因素，而種因素的緊密聯系，形成了禮樂制度。而「鐘」則是這種制度文化的代表，它是地位、權力、神圣的象征，它代表了威、德、義、禮，而不僅是音樂上的樂器。

　　先秦以來，社會是處在音樂政治觀、音樂道德觀的環境，「鐘」則與這種宗法型的社會有著深厚的關系，例如在《管子.五行篇》中，鐘就與政治、人位、天時、倫常有關：昔黃帝以其緩急，作立五聲，以正五鐘。一曰青鐘大音……。

　　五聲既調，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后天地之美生。而鐘在眾樂器的領首地位，亦即宗法政治中，臣民對天子的關系，正如《國語》所說的「金奏而八音從之」，政治反映在音樂樂器當中。所以鐘是宗法社會的軌儀與法律，它包括了從表層文化所呈現的直接外形，中層文化的聲音形態，以及深層文化的精神意義。

　　《樂記》這么說：響亮的鐘聲變成了命令，士兵精神振奮，打仗是必定勝利的…〈《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所以鐘是君王的威儀在音樂與樂器上的化身，因此許多古代君王鑄造大鐘，從其莊嚴龐大的外形與聲響，令臣民產生一種威權的力量，此即鐘之「威」。

　　中國古代的音樂道德倫，除了在內在的，以音樂為工具進行的文化薰陶，在外在方面，亦表現為對鐘的地位的尊崇。使用鐘的地點、方式，體現了「禮」;而作為樂，它又是迂緩莊嚴，中正和平的，體現了「德」。

　　在鐘的神性上，其可表現在「天人感應」的哲學觀，與宗法等級的社會觀(羅藝峰，1991，《中國西部音樂論》，頁36)。前者是以天數十二、律數十二為根基，以天道證人道，以天之神性引申出鐘之神性，各種鐘對應于不同的時辰，并以律數計算出發，推崇出十二樂律之首的黃鐘的觀念。憑借了這種天人感應的哲學觀與宇宙論的音樂觀，鐘乃自「天」獲得了「神性」。鐘之神性，還源于宗法等級的社會觀，鐘的意義，是建立在統治者或上位者的權威上的，所以對于鐘的形狀、雕飾、銘文、聲音，無不表達出這些統治者的意志和觀念，這正是在深層文化中的內涵。

　　鐘這樂器上所雕飾的龍、鳳、虎、夔、蛟、螭、虺、辟邪、饕餮等威猛異獸或吉禽，或在懸鐘的橫梁直柱上所飾的異獸怪物，當是前文圖騰觀念的遺緒，不但在表層文化、中層文化，以及在深層文化當中都薀含著圖騰的觀念，逐漸變成宗法社會下的禮樂觀念。這種具有神性的禮樂之器，從其上的銘文也可看出，其是作為表達希望、祈愿祝福、盼國運昌隆、子孫繁衍、家族興旺、吉祥瑞福等在位者所盼望達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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