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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原始文化，在黃河流域的稱為仰韶文化，長​​江流域的有河姆渡文化，前者的半坡村遺址與后者的河姆渡遺址，反映了原始社會母系民族的繁榮階段。半坡村的彩陶制作，為其重要的藝術成就，魚紋和人面紋裝飾，具有鮮明的特色。河姆渡文化以雕塑工藝最為突出，陶器有用刻劃進行裝飾，這種雕刻裝飾的題材有鳥、豬、稻禾，以及幾何紋。這時候的制陶工藝，不只是求其更合于實用，而且體現了對美的要求，例如在陶器上進行彩畫、刻鏤、堆貼等各種裝飾。先民在工藝加工方面已開始使用鉆孔、刮削、磨光及刻紋等技術，不但已能符合人們的物質生活要求，并且表現出人們的審美需要。例如從一處新石器時代的墓葬中，所發現的少女的頸項的螺殼項鏈，是原始人們審美觀念的反映，為裝飾的萌芽。惟屬宗教上之功能，藝術性可能尚未成型。在這種原始裝飾中，「圖騰」的意義較大。人們將自然物人格化，并賦予一種想像的超自然力量，以企求達到保護自己的作用，是一種原始的宗教崇拜。這種將圖騰繪刻在樂器上及器皿或武器上的，成為標志性的表號圖案，是最早的具有實用意義的一種裝飾。

　　半坡型陶器的裝飾方法，有彩繪、捺印、劃紋、堆飾等。彩陶的魚形花紋，是最具代表性的裝飾紋樣。此類裝飾圖案的產生，包括有編織的模擬，勞動的節奏感，圖騰的表號化，以及自然物的抽象化等等。(圖1.5-1)(圖1.5-2)

　　仰韶文化的陶鼓紋飾-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內部朱崗陶鼓，器表均飾有黑褐色不規則的幾何圖案。

　　新石器時代陶響球的紋飾-石家河文化的蘄春易家山陶響球的19件的中，表面飾有圓圈紋、螺旋紋、點紋、細劃紋、葉紋、鏤孔和素面。

　　商代的青銅器，早期大都模仿自陶器，當時的青銅器體壁較薄，裝飾花紋線條粗笨，結構也較簡單，多為單層組織，常見的有饕餮、夔、龍、虎以及人形紋等，其中一類是變形奇特，現實世界沒有的、想像的動物紋，或稱怪獸紋，如饕餮、夔、龍、鳳等等;另一類則為自然界的動物，包括牛馬的獸類與鳥蛇的鳥蟲類。饕餮紋為商朝青銅器的主要紋樣，多飾在器物的顯要部位，為牛、羊、豬等作為祭祀犧牲的形象的表現，其社會意義大于審美意義。商代青銅器的裝飾藝術特點除以饕餮紋為主題的單獨紋樣外，圖案多采用對稱的格式，這種對稱的特用，似與商代流行的「中剖為二」、「相接化一」的兩分傾向的世界觀有關，這種格式產生了莊嚴感。獸面的正面對稱，襯托出青銅器的肅穆威嚴之氣氛。(圖1.5-3)(圖1.5-4)商代的雕刻工藝也十分發達，以一九五○年出土的虎紋大石磬的石雕言，它用雙鉤線刻，表現出一個張口伸腰的虎形，虎身布滿裝飾斑紋，亦具有與青銅器相同的氣勢。(圖1.5-5)

　　商代獸面紋大鐃-商代的獸面紋大鐃，器​​體紋飾精美，鼓部及舞部飾云雷紋，腹部深飾凸雕雯紋構成的大獸面紋。

　　商代亞竇鐃-商代晚期的鐃，正背面各飾獸(虎)面紋，大虎耳下，飾圓形二目，鼻下為大嘴，線條粗獷。

　　商代虎紋石磬-商后期的石磬，其正面滿飾虎紋，虎身飾云紋，背面光素無紋。

　　商代為典型之鬼神迷信社會，其工藝美術裝飾紋樣也往往帶有宗教迷信之色彩。商代統治階層崇尚武力，故其工藝美術之藝術特點，是威嚴、神秘與懾服的精神力量的反映，在造型上多運用了安定又莊重的直線，裝飾也是采用對稱而又規整的格式，一方面是合于祭祀的要求，也是適應貴族們統治人民之精神需要。雖然許多制品在裝飾上的藝術處理極為精巧卓越，但此審美要求必須合乎宗教意義上的要求，因此商代工藝裝飾旳社會意義，其宗教層面大過審美意義。

　　周代出現了我國最早的有關工藝的專門著作《考工記》，總結了各種工藝制作的科學經驗，在木工、金工、皮革工、畫工、雕工及陶工等六種工藝，分為三十個工種(聞人軍，1993，《考工記譯注》，頁3)，與樂器有關者有梓人(造樂器架，即筍虡)、冶氏(作少錫之銅器，如鐘)、鳧氏(作錞于等樂器)、韗人(作鼓)、磬氏(作磬)，可以說周代的手工業分工甚細。周代的青銅樂器得到較大的發展，此與周代的禮樂制度有關，鐘出現于周代，鐘的應用，必須要符合禮治的要求。周代青銅器的裝飾花紋，主要為竊曲紋，為動物紋之簡化和抽象化;青銅器裝飾不用地紋，運用了二方連續的帶狀紋樣，呈現的是一種質樸洗練、疏朗暢達，富于韻律感，帶有節奏美的藝術風格。可以說，由于周代看重現實，強調禮治，因此青銅器的制作或是玉器的使用，都反映了等級的差別，適應了禮治的需要，因而工藝制作的式錄，常有固定的規格;在裝飾上也反映出顯著的秩序感，這種等級與秩序都是禮的特點。

　　周代渦云紋大鐃-西周的大鐃，通體遍施云紋。鼓部上飾較淺細的云紋。舞平，飾粗大的鉤連云紋。旋上飾云紋及四個小乳釘。

　　周代四虎镈-西周的四虎镈，鈕作扁環長方形，飾以雷紋，镈體前后各有一個以粗線條組成之獸面紋。舞部下面與隧間，前后兩各有四個釘帽形的之渦紋裝飾，渦紋中間飾目紋。镈體兩側各有二只張口卷尾頭向下的扁體虎。

　　周代虢叔旅鐘-西周鐘，圓甬飾環帶紋，旋飾竊曲紋，舞飾獸面紋，篆飾紋，隧部飾象紋。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由于社會生產的迅速發展，各國的政治變革，兼并戰爭的不斷進行，學術領域出現了百家爭鳴之局面，社會思潮與文化藝術非常繁榮，在工藝美術領域中，冶金、陶瓷、染織及漆器都有大的發展，產生了許多造型優美，想像豐富之優秀作品。以這時期的青銅工藝來說，與商周相比，有明顯的不同，商代以祭祀用器為主，具宗教意義，周代以禮器為主，具有人事意義，而春秋戰國時期，則不再有祭祀與禮器的特性，而以生活日用器物為主，因此在裝飾題材上，擺脫了宗教神秘的氣氛，使傳統的動物紋抽象化而成幾何紋，并出現了一些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的題材。春秋戰國時代的工藝美術，具有時代的共同性與地區的特殊性，各地區都生產了技術精美的各類工藝品，例如湖北隨縣的曾侯乙墓中的大量樂器。另一方面，由于在思想領域出現的百家爭鳴局面，在工藝美術上也形成了巧思、清新、活潑之特點。而在裝飾方面，不同于商代的中心對稱，或周代的二方連續圖案，所呈現的為蟠螭紋為主的重疊纏繞，上下穿插的四方連續圖案。

　　侯乙編鐘-大型長枚甬鐘，各鐘紋飾大部份相同，旋上的乳飾，斡部及鼓部各有不同，例如鼓部的紋飾浮雕數目不等的蟠龍、龍身飾有三角雷紋、鋾紋、鱗紋、圓圈紋、滑紋等等。

　　甬鐘上旋上獸首鈕

　　甬鐘鼓部蟠龍紋

　　镈鐘舞部蟠龍鈕

　　甬鐘衡部鑲渦紋

　　镈鐘枚上之浮雕龍紋

　　曾侯乙瑟之龍蛇紋之饕餮形瑟尾

　　曾侯乙墓的青銅器的紋飾，其題材以動物紋較多，幾何形圖案次之，還有極少的植物紋飾，動物紋以龍紋最多，鳳紋次之，還有蛇紋及獸面紋。龍鳳象征中華民族，因此其紋飾居多。這些紋飾繼承了商周的文化傳統，并有大的發展。以龍紋而言，包括了角龍、螭(無角龍)、雙身龍、變形龍等等，螭的形狀有單體、多體、卷云變形、俯伏形、側屈形等等。鳳紋主要是聯鳳紋，由四鳳相連而成圓渦形圖案。幾何形圖案花紋，主要有云紋、雷紋、勾連紋、重環紋、綯紋、圓渦紋、棱形紋、弦紋、回形紋、星點紋、目紋等等，以云紋為多(馮光生，〈編鐘‧樂器〉，《曾侯乙墓文物藝術》，頁158-161)。

　　編鐘的裝飾紋樣,多以寫實與寫意相結合的手法構成，例如盤龍柱座，其抽象的龍頭因有具象的軀體而增加了感染力，而具象的龍體又因有抽象的龍頭而增加了新的神韻，這種虛實并用，真假摻合的紋樣，產生了很好的效果。

　　漢代由于儒學的宗教化、讖緯神學之興起、厚葬之風的流行，反映在工藝美術的裝飾題材上，出現了很多如羽化登仙、祥瑞迷信的內容。在工藝美術設計上，呈現實用與美的結合，并有一物多用化的傾向。在裝飾風格上，則有剪影法的變形處理，分割法的構圖，填充法的裝飾，減地法的材料處理等等，并現了古樸、生動、緊湊、及富有韻味的風格。

　　曾侯乙五弦琴，琴面鳳鳥紋

　　唐代為中國歷史工藝美術發展的最高潮，其原因包括經濟的高度發展，開放的政策、中外工藝美術的交流，以及傳統的發展等等。在藝術風格上，擺脫了商周。與漢魏以來的古樸特色，而具有近代裝飾風貌的因素。以題材內容而言，則是大量采用了花草等植物的紋樣，不同于原始社會的幾何紋樣，或以至六朝的動物紋樣，在裝飾紋樣的改變，可以了解擺脫了遠古時期的狩獵生活，進入了農耕的生活，經濟生活安定，人們得以將花草植物為審美對象。因此唐代的工藝美術呈現了人的意識的自由，裝飾的生活情趣化，裝飾技法的多種運用等特色，形成了中國工藝美術的一個高峰。

　　唐紫檀阮咸(正面)-日本奈良正倉院所藏唐代螺鈿紫檀阮咸，其琴頸、琴軫都鑲螺鈿花紋，音箱背板嵌花枝圖案與飛翔之鳥雀。

　　唐螺鈿琵琶(正面)-日本奈良正倉院收藏之唐代螺鈿楓琵琶，其邊緣及背面均嵌精美之螺鈿花紋

　　宋代的工藝美術，具有典雅、平易的藝術風格，元代則是粗獷、豪放而剛勁，明代則具有端莊、敦厚的特點，清代則雖技術精絕，民間工藝淳樸自然，富于生活氣息，宮廷工藝則具匠氣與雕琢器，缺乏較高的美學境界。大致說來，自漢唐以降，樂器的功能逐漸集中于聲音的審美，與器物的工藝美術藝術走向漸遠，即聽覺審美重于視覺審美8。

　　明代壁虎龍紋琵琶(背面)一楊大鈞所藏明代琵琶，其背板雕刻海水江崖及壁虎龍花紋。

　　清代牙雕琵琶-李廷松收藏之清代牙雕琵琶，其軫雕有二龍戲珠花紋，覆手也雕刻繁富的花紋，背板則嵌有鳳凰戲牡丹之圖案及「張伯年」三字。

　　曾侯乙十弦琴的黃金分割比-琴尾(側圖之較細部份)與琴頭(右部較粗部份)呈現2.3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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